
所有生物都需要依賴環境生存,然而,環境必需先加以改造,方能更適合讓生物生活。為了自己的生存而挪用/改造環境的改造行為,就是我們所謂的工作(work)。生物改造環境都是天性使然,可是人類改造環境就不是如此簡單了。人類的工作是有意識(conscious)與有目的的(purposive),相對地要比出於天性而工作的生物更有彈性。故人們不像蜘蛛而像蜜蜂,因為在蜜蜂們築巢之前,就已經想像好一幅結構圖,然後再根據這個想像去築建蜂巢。在這個方面,蜜蜂的工作就接近我們人類的工作。
主導人類去工作的,是其概念思考(power of conceptual thought)的能力。他們有能力管理符號表徵(symbolic representation)系統、甚或是語言系統。所以才能透過語言傳授概念與使用工具的經驗,其文化亦因此得以累積起來。
人類的特別之處在於,他們不像蜜蜂族群般,其分工(division of function)不是「由上天分配」的:工蜂只負責警戒築巢,而蜂后只負責繁殖。人類卻有無限的功能,可以做不同的工作。若果把工作的過程分為「本能與執行(instinct and execution)」,亦即,在真正「執行」一項工作之前,我們需要有「動機」。那麼,人類與其他動物最大的不同之處,就在於前者的「本能與執行」是可以分開。動物的工作動機就是本能。說人類的「本能與執行」是可以分開的,亦即是說,雖然「先有概念後有執行」的次序與蜜蜂沒有分別,但有概念的那一個人,可以不是執行的那一個人。簡單點說,一隻動物不可以命令另一隻動物去做一件事,而人類就可以。所以,人類的工作是與動物的工作不同的。而我們關注的工作,是資本主義時代的工作。
在資本主義理性主義時代,資本家想累積資本創造財富,政客哲學家想創造策劃新世界,他們就扮演著工作過程中的「本能」;而勞工就只扮演著只用手不用腦的「執行」。
資本主義社會需要買賣勞力,買賣勞力的意思不是買賣一定數量的勞工,而是能夠使用其勞力的一定時數。為了使買賣勞力成為可能,就出現了三個先決條件:勞工要先出賣勞力才可以取得生產工具;勞工可以自由出賣勞力而不受任何阻撓;資本家買勞工的目的變成資本增值的手段。勞資雙方的協議就是勞方交出勞力,資方交出工資,這就是「勞動過程(labor process)」,在創造使用價值(use value)的同時,對於資本家而言,也是資本增值,創造財富的過程。
雖然買賣勞力在很久之前經已出現,但是,一個龐大的受薪(waged)工人階級卻只是在一個世紀之前才形成。資本主義可以如此快速地迫使工人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成為受薪工人,並令他們做著與自己興趣無關的工作〔異化(alienation)〕,可見其威力之大。
人類有無限的功能,可以做不同的工作,也有很強的適應性,所以被資本家用盡。不過,資本家卻需要承擔風險,因為他們買的是勞動力的潛力(potential),到實際工作時的勞工卻是有限制的。所以,勞工需要被管理。早期工業資本主義社會主要是以「外判」形式發生,但卻缺乏效率與統一性。大量生產需要中央協調,由於勞工是被迫以這種形式工作 〔雖然他們被稱為「自由勞動」〕,故資方需要強迫與監控他們,而工廠就正好提供了一個好的監控方法,讓工人集合工作,成為福柯(Foucault)所說的圓型監獄(Panopticon)。
為了加快生產,所以資本主義的生產是以分工形式進行。然而,資本主義的分工經常被誤解為是正常的分工。事實上,他們是混淆了兩種分工:社會分工(social division of labor)與細緻分工(detailed division of labor)。其實,社會分工不是資本主義所獨有,社會上各人各施其職在原始社會都存在,所以,這可以視為正常。可是,資本主義要的是細緻分工,亦即,一個人只會被安排去負責一個工序,重複著同一個動作。社會分工將社會分割,細緻分工卻是把人分割,這就是所謂的非人化(dehumanization),而工人就被去技術化(deskilled)。資本家把人類的勞動力視為與其他生產工具(死物)一樣屬於「生產要素(factors of production)」,把「勞動過程(labor process)」化約為「勞力」,這本身就是個大錯誤。
在這個工作被工廠以及被受薪形式壟斷,而工廠又非人化、又去技術化的脈絡底下,沒有什麼人是會自願工作的,正常人大都不想受機器與緊密的時間表控制,而「工作道德(work ethnic)」就是在這個脈絡之下誕生。
工作道德,是說人必須要付出才有收獲,而人不應該停滯不前,因為這是沒有尊嚴及不正常的,所以即使工作對你來說了無意義,工作本身都是好的,而這裡的工作只是指有薪工作。
對於一眾有雄心壯志要建立新世界的理性人而言,人們若然太容易滿足,可是個極大障礙。這班人包括笛卡兒(Descartes)在內,都認為大自然需要改善,要快要進步。所以,對於他們來說,原始人那種簡樸生活是阻礙社會進步的不合理非理性行為,他們要教化這些無知的人。他們把其他人當成是需要處理的「原材料」,認為其他人不知道什麼才是對自己好的事。
可是,這種說法後來被證實是完全錯誤。那個因果關係,不是因為人懶,所以他們不想工作;恰恰相反,現代工廠的發明才是令人不想工作的罪魁禍首。在人們被迫轉變工作方式以前,人們都熱愛工作,因為工作是關乎自身興趣的。
現代化進程的最大問題,是要強迫人以某一種限定方式工作,再以重複訓練去令人麻木,不再思考。因為工廠不需要工人思考,它只需要「半個人」:要勞力不要創造力,所以,工作道德就是要工人放棄自己的自由。工作道德脅道德之名去強迫人工作,令人不問自己是否需要,只問自己還想要什麼。它也是導致現代社會「為增長而增長」的迷思的原兇。
然而,在「為增長而增長」的社會裡,總有人是趕不上來的。對於一些「進步」的人而言,如果剷除那些趕不上來的人是對社會利大於弊的話,就有需要去剷除他們的。當然,他們不能這樣做,所以他們另找方法處理問題。他們相信,只要把窮人的生活水準壓得更低,窮人就會努力向上爬。所以,在從前的德國,窮人被迫一起住進生活環境惡劣的地方。
如今的情況已經不像從前了。從前因為雄心壯志的人要建立美好世界,或者要賺更多,所以需要大量勞力。可現在,科技進步到不需要有更多勞工去執行宏大計劃了。勞力反被視為阻礙發展的主因,經濟增長開始與失業率呈正關係。所以,工作道德的作用就有了轉變,如今要把窮人分為兩種:「抵窮」與「唔抵窮」。
「唔抵窮」的人是可以被拯救的,而「抵窮」的人是他們自尋死路,自作自受。「抵窮」的人,與其他違反社會規範的人同被歸入所謂的下層階級(underclass)一類。他們被視為對社會沒有任何好處,是危險的。原來,這種歸類是與冷戰(Cold War)的結束有關係的。
任何社會都會有其秩序(order)與規範(norm),它們是人類追求完美、統一性(uniformity)的產物。然而,人類與大自然一樣,本身都是無秩序、有機的(organic),所以追求秩序本身是非人的(misanthropy)。講秩序是因為有人違反了秩序,破壞了統一性,所以需要教育那個違反了秩序的人,而如果教不好,那人就會被認為是心理有問題的偏差份子(deviant)被排除在外。
冷戰結束,對西方人而言最大的紅色敵人(共產主義)已經敗陣,政客需要製造敵人來達到其目的,而社會又需要排斥來達至其統一性,故下層階級(underclass)就取代了共產主義成為新的邪惡體。他們不是因為窮,而是因為不接受我們的社會規範,所以才變成下層階級,所以是「抵窮」的。所以,問題的解決方法,就由解決貧窮問題變成解決安全問題,建更多警局去監管(regulate)這些人。
另外,每個社會都會為其窮人建構一個形象,為他們的存在提供解釋。前現代歐洲社會認為,窮人與原罪(original sins)有關,窮人扮演被其他人去幫的角色,好讓幫人者為自己贖罪;工業社會把窮人說成是後備勞力(reserved labor);今日的消費社會視人為消費者,要清理供給經濟(supply-side economy)生產過剩的貨物。對於消費主義邏輯而言,沒有消費能力就是罪,他們就理所當然地變為罪人了。
面對全球的貧富懸殊問題,人們理應第一時間就想到解決方法是重新分配資源。然而,現今社會不再懷疑自己,以為重新分配資源就等於福利(welfare)社會,亦不再具有改變的決心與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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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自:Braverman, Harry (197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Y: monthly Review Press, pp.45-84.
Bauman, Zygmunt (1998): “The Meaning of Work: Producing the Work Ethic,” in 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 Buckingham/Philadelphia: Open U. Press, pp.5-22.
Bauman, Zygmunt (1998): “The Work Ethic and the New Poor,” in 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 Buckingham/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pp.63-80.
Schor, Juliet B. (1993): “Global Equity and Environmental Crisis: An Argument for Reducing Working Hours in the North,” in Epstein, Gerald eds. Creating a New World Economy,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p.183-195.
Bauman, Zygmunt (1998): “Prospects for the New Poor,” in 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 Buckingham/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pp.83-98.
12/2007